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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入制度的完善  

2012-10-19 13:03:06|  分类: 律师实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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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入制度的完善 - 龙图法律 - 龙图法律
 

  刑事诉讼因为其与生俱来的关乎人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的特性,向来被冠以更加严格的正义要求。而刑事诉讼正义的实现,必要将“正义”具化到刑事程序的各个环节之中,通过对每一项权利与义务的实现来使之彰显,有人称之“看得见的正义”。 在刑事诉讼对抗模式中,辩护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利益维护者,对于平衡刑事诉讼构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自诉案件或附民案件的代理人、受害人的代理人的律师,亦在通过对自己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来追求诉讼正义。但一直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律师在刑事审前程序中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提出意见难、行使权利风险高等状况抱怨之声不止,又对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大力呼吁应该在立法和司法中扩大律师的权利、加强对律师权利的保护。2007年,《律师法》就在这样的呼声中得到修订,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多项权利进行了确立和强化,使律师阅卷权范围由诉讼文书扩大到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材料。但与此同时,理论界与实务界仍有声音对律师权利加强的力度提出了质疑,认为律师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力度完全有必要再加大,才足以使其与代表国家公权力的侦、检机关对抗。在新《律师法》的实施过程中,也有学者提出,盲目扩大律师权利只能为刑事案件的侦查、取证、司法制造障碍,更罗列出大量因律师滥用权利或者违法、违规操作而导致的翻供、翻证、证据毁灭等实例,因此完善律师介入制度就迫在眉睫。

  一、律师介入所存在问题的探究

  (一)律师介入案件的比例小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作为辩护人协助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证据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附民案件中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参加诉讼,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但调研结果显示,在审查起诉阶段,虽然检察官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都会告知其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但律师实际作为辩护人介入案件的比例很小,仅占案件总数的20%左右;而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介入案件的情况则为0.律师较少或者根本不介入程序,是很难发挥律师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应有的作用的,也对维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非常不利。

  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首先,对于某些案情简单的刑事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伏法,认为没有请律师进行辩护的必要,对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需求有限;第二,聘请律师需要支付一大笔费用,处于经济欠发达的基层地区的刑事案件当事人,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无力负担这一项诉讼成本,或者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愿意支付这项成本;第三,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制度并不完善,律师通过法律援助方式介入程序的情况非常少;第四,民众对律师制度存在普遍的不信任,认为律师是否介入案件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缺乏聘请律师的积极性;第五,现行刑事辩护收费制度下,律师做刑事辩护收费较低,总体积极性不高 .

  (二)以法律援助的方式介入难

  我国刑诉法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犯罪嫌疑人有委托辩护人获取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律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通过法律援助介人诉讼活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对于刑事诉讼各阶段的法律援助进行了全面规定,使得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供法律援助有法可依。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对刑事案件提供的援助,仍多是在审判阶段基于人民法院为被告人的指定辩护;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而获得同意的法律援助情况寥寥无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被羁押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来说,在审查起诉阶段并无人身自由,虽然有权请看守所向法律援助机构递交申请,但是仍需要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等的配合才能完成法律援助申请的全部手续,耗时长短不定,然后还要等待法律援助机构作出是否同意援助的通知,实践操作的过程复杂且漫长,使得犯罪嫌疑人缺乏积极性;第二,检察机关不具有在审查起诉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律师的权力,因此即使是涉嫌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及盲、聋哑人犯罪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也不存在指定辩护律师的情况;第三,基层偏远地区,公民法律认识水平低,不知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更不知道该如何申请法律援助 ;第四,法律援助提供者的质量参差不齐,个别律师在职责履行上以及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上并不尽力,影响了公众对法律援助律师的整体印象,对他们信心不足;第五,对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提出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法律援助中心会以“认为没有必要”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完全代表并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为由,拒绝为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三)检察官与律师交流中的隔阂

  在刑事诉讼结构中,律师与检察机关是相互对抗与合作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审查起诉阶段。实践操作中,检察官为配合律师行使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执业权利,通常会付出更大的工作量。而辩护律师在行使各种权利之后,一方面对案件的证据、犯罪嫌疑人状态等方面形成了更为全面和充分的了解,却没有义务将新掌握的证据向检察机关开示;而另一方面,辩护律师也并不愿意向检察机关透露取证进展。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检察机关只能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律师意见两种途径,来了解辩护一方对案件事实、证据以及法律适用等问题的看法 .当案件进入到审判阶段,检察官对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收集到了哪些证据,又准备在庭审中使用哪些证据无从知晓,至于辩护人的辩护策略就更加无从预料。尤其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翻供的案件中,律师“突袭辩护”的现象已成为检察官头痛的一大原因。这种律师阅卷权与检察机关知情权之间的不对称,迫使检察官在全面分析案情和审查证据的同时,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去预测辩方可能出现各种情况,使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心里难免不平衡。

  于是就内心而言,检察官并不愿意向律师展示案件的关键证据,更不愿意向其暴露案件存在的疑点或问题,宁愿使交换意见流于表面。以致于实践中,个别检察官会有意无意在律师行使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时候打擦边球,不予配合。例如,个别检察官会有意加快某些案件的办理进度,在律师来检察院阅卷前就将案子起诉移交到法院;偶尔也会出现某检察官一直外出办案,律师遍寻无果,无法阅卷的情况;或者某天检察院指定的文印室特别忙碌,律师等到全院下班也插不进队,只好无功而返。而在律师向检察机关申请调查取证的时候,也会出现诸如司法资源不足、客观取证不能等拒绝理由。

  律师与检察机关交流上的隔阂,会造成很多弊端,一方面不利于检察机关做到兼听则明,对查明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都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和律师都倾向于将案件的关键事实、证据与问题做保留,将其带入庭审搞突然袭击,容易导致案件审理的中断,既浪费司法资源,又不利于保证诉讼效率。

  (四)部分律师素质不高或有违法、违规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律师素质不高,怠于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并没有较好的维护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例如,2009年某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受委托辩护律师中,到检察院行使阅卷权的律师仅占总人数的51.3%;同年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比例,也只占获得律师帮助案件总数的35.4%.又以某检察院2008年到2010年三年间,审查起诉阶段接受法律援助的五起案件为例,五位法律援助律师无一例外,均没有到检察院行使阅卷权,在案件的审判阶段也较少向法庭提供自行调查取证的证据。辩护律师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利于行使律师辩护权,在个案上不能切实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社会上降低律师队伍的整体评价,使公众对律师的信任度大打折扣,也不利于律师职业的振兴。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这类律师个人职业道德水平有限,对于自己的当事人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对于自己的职责缺乏最基本的尊重,不能尽职尽责的维护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因为缺乏对律师怠职行为的规范机制,就算这类律师怠慢自己的职责,没有尽力维护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追究其责任,而且对何为怠职行为,也没有相应的认定标准;三是该类律师出于对职业风险的畏惧,不愿因为履行律师职责而将自己陷入不利境地。

  另外实践中,也存在大量律师介入后犯罪嫌疑人就无理翻供、证人就无理翻证的现象。虽然不能将所有翻供、翻证的产生都归咎于律师的介入,但是通过办案人员的了解和分析,有理由高度怀疑个别律师在介入案件后确实存在不规范行为。这种状况的存在,难免加深了警、检机关对律师的防范性,也不利于其配合律师权利的行使,为律师权利保障的进一步推进制造了障碍。

  二、完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介入的建议

  (一)提高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介入率

  1.加强司法环境建设,提高社会法律意识

  律师制度是法治社会的产物,其运行的效果与一个国家的司法文明程度息息相关。律师能否在诉讼活动中充分行使其所享有的权利,能否切实维护好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是社会对律师行业以及律师制度作出评价的客观依据,也是影响公众在面对诉讼时是否聘请律师的重要因素。若期望提高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介入率,就应当加强司法环境建设,使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增加社会公众对律师的信心,提高其在需要获得法律帮助时聘请律师的意愿。加强司法环境建设,一方面要提高法律职业队伍的整体素质,包括律师队伍、检察官队伍以及法官队伍,使其既要有过硬的法律业务水平,有依法办案的能力,又要有较高的法律职业道德水平,使法律事务在他们的处理下能够真正做到“只唯法,不唯权、不唯钱、不唯人情、不唯关系”;另一方面,还应保证充足的资源投入到司法建设中,使各项法律制度都能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去予以落实,切实保障法律制度下的各方主体的权利都能得到硬件支持,不会因为司法资源的问题而沦为一句空话。

  再者,在加强司法环境建设的同时,还应当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使其在面临各类诉讼的时候能够有聘请律师或者申请法律援助以获得帮助的常识。相信在这些工作的推动下,定能提高律师审查起诉阶段的介入率,并且能够促进当地法治环境的整体改善。

  2.完善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刑事诉讼中有权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援助。”刑事法律援助的宗旨是向由于经济贫困或其他原因而无力聘请律师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免费的律师服务。审查起诉阶段,对无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能够使律师更早介入到诉讼程序中,有更充裕的时间为案件做准备,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享有一个完整的辩护权;对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等其他刑事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也是为了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司法公正。但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实践情况并不理想,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该阶段的法律援助制度。

  在现有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上,对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规定进行进一步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具体的建议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完善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申请机制

  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的申请从递出到实现,需要多机关、多部门的配合,因此需要明确各机关和部门的义务,并协调他们之间的工作。首先,应当确立检察机关的权利告知义务,在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第一次讯问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若因经济贫困而无力聘请律师,则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其次,应当加强对看守所转交在押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申请情况的监督工作,将申请转交情况纳入警务人员业绩考评,防止其未在法律规定的24小时之内将申请转交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根本不予转交;再者,对于手续完备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应当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审核援助条件的最长时间,确保援助机构及时作出是否援助的决定,避免刑事案件已进入下一程序而援助决定仍未作出的情况出现。

  (2)建立审查起诉阶段指定辩护与指定代理制度

  首先,应当考虑建立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制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为了帮助由于经济贫困或其他原因而无力聘请律师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介入刑事案件,有利于使犯罪嫌疑人获得更加完整的辩护权。既然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已经确立了审判阶段对被告人的指定辩护制度,那么也可以考虑将指定辩护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以便更加到位地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其次,应当考虑建立审查起诉阶段对被害人指定诉讼代理人制度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当事人之一,检察机关在行使国家追诉权时,有时并不能完全代表其的合法权益。在刑事程序中为由于经济困难而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害人指定诉讼代理人,加强对其权利的保障,有利于平衡其与被告人在程序中的权利,这也符合世界各国刑事制度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建立对被害人指定诉讼代理人制度是有必要的。至于该指定辩护和指定代理制度的具体构建,可参照审判阶段指定辩护制度建立。

  (3)保证法律援助经费

  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在对律师职责的履行方面,较委托律师缺乏热情,在对受援助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上不尽如人意。这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对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履职要求约束并不强;另一方面则由于援助律师在进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时获得的补助金额极小,使其在职责履行上缺乏经费保障,经常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长此以往难以承受,这极大地挫伤了其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在刑事法律援助中,保证援助律师在职责履行的过程中有相应的经费保障,能够消除其积极行使权利时的后顾之忧,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经费保证应当包括如下方面:首先,援助律师行使阅卷权时交纳的卷宗复制工本费;其次,律师行使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权利时往来各地的交通费用、通讯费用、餐饮补助;第三,律师因案件需要而支出的其他费用。

  (二)保障律师权利,规范律师行为

  1.保障律师权利

  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律师在行使律师权利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但将各种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归纳,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律师所享有的权利对于相对方并无约束性,例如,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并不能约束案件知情人一定要向其作证,行使提出意见权时并不能约束检察机关一定要对辩护意见作出答复;第二,律师在权利行使过程中,得不到有关机关、单位到位的配合,且无救济途径,例如律师在向检察机关申请调查取证时,若检察机关不启动证据调查,律师也没有无相应的救济途径;第三,律师在行使权利时存在巨大职业风险,例如行使调查取证权时有涉嫌“伪证罪”的风险,行使会见权时有被“诬陷”的风险。因此,在保障律师权利方面应当对症下药。

  (1)转变执法观念,保障律师权利

  应当转变司法机关及办案人员的执法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落实到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工作中去,并充分认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配合律师权利的正当行使。应当严厉杜绝和防止个别司法工作人员出于对律师“排斥介入”、“打击报复”等情绪,而为律师的权利行使制造障碍,甚至将律师置于刑事追究等不利情形的状况;当类似情况出现的时候,司法机关应当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对于触犯法律者还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

  (2)确立律师权利的约束性

  从立法层面确立律师权利的约束性,主要是针对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和提出意见权而言的。对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当规定权利行使相对方的单位或者个人负有配合义务,不得无故拒绝作证;若其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故意刁难、恶意阻挠,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于律师的提出意见权,应当规定检察机关有义务将律师所提的意见记录在案,并有义务将意见采纳与否的结果及理由告知律师。

  (3)建立律师权利救济途径

  在审查起诉阶段建立律师权利的救济途径,可以使辩护律师在行使正当律师权利而受到国家机关不合理对待的时候得到及时的救济,而不必等到案件进入到审判阶段才由法院通过“程序不合法”的裁决来予以补救。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理应承担受理律师权利救济申请的职责。应当将受理律师权利救济申请交由检察机关专门部门负责,例如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申请后该部门应当及时派员核查,依法处理,并将申请处理情况列入该部门绩效考评内容。该部门应有权对侵犯律师权利的单位、部门和个人启动法律监督程序。

  (4)明确检察机关、看守所的配合义务,落实责任追究

  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行使各项律师权利,需要得到检察机关和看守所的配合。法律规定律师享有这些权利,作为公权力机构的检察院和看守所应当承担起配合义务,以促进刑事司法制度的健康发展。律师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提出意见权需要检察机关予以配合;律师的会见权、通信权需要看守所予以配合。应当将检察机关和看守所承担的配合义务进行细化规定,将责任明确到部门、到个人,使律师在行使权利时知道谁是配合义务人和义务人的义务范围为何。而对于承担配合义务的部门和个人,若出现故意不配合或者其他渎职行为,则应当进行责任追究。

  2.规范律师行为

  司法实践中,个别刑事律师素质不高,怠于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侵害了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或者个别律师存在教唆犯罪嫌疑人翻供,帮助同案犯罪嫌疑人串供,威胁、引诱证人翻证等违法、违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应当从律师行业自我干预和外部干预两个方面来予以规范。就律师行业自身而言,应当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增强其职业责任感;应当制定完善、细致的行业规范,对律师执业活动的规范性加以要求;同时应加强对刑事律师的执业风险教育,提高律师的自我保护意识,避免律师由于违法、违规行为而遭受追究。就外部而言,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当对违法、违规的律师进行依法处理,通过严肃法律、纪律来对心存侥幸的律师作出警示;另一方面,应当鼓励被律师的怠职行为或者违法、违规行为侵犯权益的人,或者其他知情人员对律师行为进行监督,为律师队伍清除害群之马,保证律师队伍整体素质。

  (三)完善检察官与律师的沟通机制

  1.构建诉前证据开示制度

  在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前,若能通过证据开示制度来加强检察机关和律师双方对对方证据的了解,有利于保障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就检方而言,应当通过保障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效地行使阅卷权,向律师进行证据展示,使其全面了解侦查机关所获取的各项证据资料,以及法律文书中体现侦查环节中侦查机关的全部履职情况。律师通过检方的证据开示,能够对案件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把握,在开庭前就形成对案件的认识,找到争议的焦点,并发现案件中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就律师而言,应当在自行调查取证之后,向检察机关展示取证获得的成果,使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前能够进一步了解案件情况,从而决定是否将案件诉向法院。

  在诉前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上,首先,应当确认证据开示的主体为检察机关和案件的辩护律师 .检察官代表检察机关参加证据开示,向律师展示证据材料并接受律师证据材料的展示;辩护律师向检察机关展示其基于调查取证权而获得的证据,并对检察机关展示的证据进行阅卷。第二,证据开示的时间应当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由检察官与律师协商约定。一方面,若基于辩护律师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适用减轻、免除刑罚的,检察机关能够在决定是否起诉以及确定起诉内容时予以考虑,这也是律师辩护职能得以实现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和律师双方在诉前相互展示证据,能够使双方在庭前核实对方证据,把握双方争议焦点,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庭审质量,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第三,证据开示的内容应当为检察机关和律师双方掌握证据的全部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材料除外。第四,证据开示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检察人员或辩护律师若故意阻碍证据展示进行,或在证据展示中故意隐瞒重要内容,或者利用证据开示进行其他的违法行为,均应按情况分别由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予以处罚;至于涉及违法、犯罪的行为,则应当移交有关部门追究责任。

  2.建立律师意见答复制度

  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但是,检察机关在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时候,很少进行书面记录,事后更没有向律师回馈辩护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的行为。检察机关对待律师辩护意见的随意性,使得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作用微乎其微。应当建立律师意见答复制度,将律师辩护意见提出的时间、范围,检察机关对律师意见的处理及结果告知,律师意见处理结果的效力等内容皆纳入制度予以规范。

  (1)律师辩护意见提出的时间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任何时候均有权向检察机关提出其辩护意见,但是若辩护意见的提出十分零散和无条理,检察机关要对每一条辩护意见都完成听取、决定采纳与否、结果告知等活动,将会为检察机关增加巨大的工作量,极大的影响其办案效率。因此,在律师意见答复制度中,应当限制检察机关需要答复的律师意见提出的时间,该时间应当为辩护律师行使完阅卷权之后到检察院提起公诉前的某一段期间,也可与证据开示制度相衔接予以规定。

  (2)律师辩护意见提出的范围及形式

  律师辩护意见的提出范围,既应当包括对案件实体性问题提出的意见,也应当包括对程序性问题提出的意见;还应当包括对其当事人强制措施变更的申请。该意见应当以书面“法律意见书”形式提交检察机关,应注重条理性与说理性,做到有理有据。

  (3)检察机关对律师意见的处理及结果告知

  检察机关规定期间接到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书后,应当及时对意见做出处理,决定是否采纳;对于法律意见书的采纳结果及原因,应当制作书面的结果告知书,及时告知辩护律师。而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书及检察机关结果告知书副本都应当归入卷宗存档。

  (4)律师意见处理结果的效力

  检察机关对律师意见的处理结果,应当对检察机关的行为具有约束性。在接下来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在起诉意见、量刑意见中均应对该律师意见处理结果有所体现。

  3.完善告知、反馈制度

  在检察机关与律师的交流过程中,双方的信息告知与反馈活动进行得不尽如人意,有必要完善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告知、反馈制度。首先,刑事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指派后,应当及时告知刑事案件办理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是检察机关;其次,在接到辩护律师的介入告知后,检察机关有义务在案件程序变更、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变更时对辩护律师承担告知义务;再次,在律师权利行使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对调查取证申请处理结果、律师权利救济申请处理结果、法律意见处理结果等律师权利行使结果承担告知义务;最后,律师应当承担对检察机关配合效果评价信息、自行调查取证获得内容的反馈义务。

  结 语

  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介入情况,关系到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状况,对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以及司法效率的保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中,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介入情况有可喜之处,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必要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探索出解决之道。在完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介入制度方面,需要从观念意识、立法、司法实践、行业规范等多方面着手,力求使律师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得到规范,使律师与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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